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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剛:疫情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及中土經貿合作新機遇

2020-06-19 14:23:00 【關閉】 【打印】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世界經濟所 徐剛

 

一、疫情對世界經濟的影響

 新冠病毒被認為是人類歷史上最棘手、最難以對付的病毒,具有偽裝性強、潛伏期長、傳播途徑多樣、高復發率、高致命性等特點。在暴發之初,很少有人意識到,新冠疫情會導致造成世界經濟迅速進入危機模式。與傳統經濟金融危機不同,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帶來的危機直接作用于經濟中最根本的生產要素和行為主體——人,是公共衛生危機和經濟危機的疊加,供需遭受“同步雙殺”,導致世界經濟所受沖擊的烈度高于以往。過去幾個月,我們可以看到,疫情蔓延和隔離、封鎖、關閉等防疫措施造成很多國家正常經濟活動突然停擺、供應鏈中斷、制造業和服務業活動受限、金融市場劇烈震蕩恐慌加劇、國際貿易和投資急劇萎縮、失業潮來勢洶洶,世界經濟陷入史無前例的“大封鎖”、“大停擺”,將出現自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衰退,并有很大可能成為攪動今后數年乃至更長時期經濟前景的一只鮮亮的“黑天鵝”。

這場危機對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都造成了嚴重的沖擊。3月,韓國、日本、意大利、西班牙、美國、英國等發達國家相繼成為“重災區”,歐美尤其成為疫情“震中”。4月,疫情在亞非拉地區大流行的趨勢愈發明顯,印度、俄羅斯、巴西、土耳其確診病例后來居上,非洲地區同樣不容樂觀。5-6月以來,多國疫情出現受控跡象,全球經濟開始帶疫重啟,顯示出樂觀信號。盡管4IMF預計發達國家所受打擊要超過新興經濟體,但基于醫療衛生條件、社會治理水平、國際收支頭寸和財政、貨幣空間的差異,疫情及其次生沖擊對新興和發展中國家的影響恐較發達國家更為嚴重。我們可以看到,新興經濟體經濟實力和刺激手段有限,并無能力仿效美歐等國推出大規模非常規的財政貨幣刺激,以財政赤字貨幣化兜底國民經濟和民生保障。以油價為代表的大宗商品價格劇烈下降,加劇了不少大宗商品出口國的經濟困難,迫使以OPEC+國家推出史無前例的原油減產協議以維持市場平衡。金融市場的恐慌情緒飆升達到金融危機時水平,一度連包括黃金和美債在內的避險資產都遭到拋售,新興市場資本外流規模、主權債務違約概率更是大幅上升,不少國家遭受股匯債三殺,超過100個國家和地區向IMF求助,國際上要求為發展中國家減債的呼聲高漲。

在迎來“至暗時刻”之后,世界經濟能否如愿重拾增長動力,實現快速反彈仍存在諸多不確定性。疫情仍是影響世界經濟走勢的最大變量。從各國國情、疫情的傳播速度和病毒特點來看,V型走勢很難實現。目前疫情遍布世界,只要有一個國家未能成功管控,全球化時代整個世界都面臨著疫情反復的風險。在疫苗被證明有效之前,經濟即使能夠重啟,也再不可能一切如常,何況新冠病毒有成為季節性流行病的可能。更可能的是,在未來一到兩年疫苗成功研制前,世界經濟走出一條“U”型或者“W”型的軌跡。即使疫情受控,各國民眾的戒懼心理恐難迅速消退,消費者信心和日常需求會出現預防性收縮,餐飲等服務業消費恢復緩慢。企業倒閉和用工計劃縮減使疫情造成的大量暫時性失業人口有轉成長期失業的可能,制造業產能利用率難以迅速回升。部分防控措施的保留也將切實增加經濟成本,降低運行效率。而一旦疫情在今年秋季或明年再度大規模暴發,將會復制當前全球經濟“大停擺”一幕,加劇世界經濟的波動性。

正視世界經濟步入長期蕭條的風險。疫情暴發前,世界經濟“日本化”的跡象已經顯現,疫情將加劇這一趨勢。疫情帶來的不確定性將迫使各國持續加大對社會醫療體系投入、企業正常運營和基本民生保障,意味著大量資源被投入到無法提高生產力的非生產領域,類似老齡化對一國經濟潛力的削弱,世界經濟潛在增長率將受到抑制。而各國為對沖疫情救助經濟投放的天量貨幣和財政資源的后遺癥也將逐步顯現。高債務、零(負)利率和通縮風險將嚴重遏制有效需求,導致世界經濟復蘇遲緩。世界經濟出現“L”型長期增長停滯甚至蕭條的可能性正在上升。

二、中土經貿合作新機遇

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盡管世界經濟的前景依然充滿不確定性,但中、土兩國對抗疫情的優異表現說明,逆境中兩國更可通過主動作為、化危為機,借勢提升中土經貿合作水平。

首先,疫情打亂了中土兩國實現既定發展愿景的節奏,面對動蕩的國際政經局勢,兩國對彼此都有更大的合作需求。中國正值第一個“百年目標”實現的關鍵當口,土耳其也將在三年后面臨“2023年百年愿景”目標的考驗。疫情對兩國經濟的沖擊無疑加劇了實現既定目標的緊迫性。面對疫情導致的民粹主義、貿易保護主義和逆全球化情緒的升溫,雙方都有維護自由貿易和多邊體制的共同立場,有反擊單邊主義和非法經濟金融制裁的共同需求,有推動國際貨幣體系改革,警惕發達國家不負責任的貨幣政策負面溢出效應的共同關切,有重振全球治理,構建公平合理的國際新秩序的共同愿望。這將使雙方愈發珍視彼此的合作價值。

其次,中土在經貿領域有望突破。自中國入世以來,中土貿易增長迅速,到2013年突破200億美元,增長了24倍。中國已是土耳其第三大貿易伙伴。但2014年之后兩國貿易水平出現明顯停滯跡象,一直徘徊在200億美元左右,這與中、土兩國在世界經濟中的體量是極不相稱的。中土貿易也存在明顯的結構失衡,中國出口多順差大,土方出口則主要以金屬礦石等初級產品為主。這些制約合作的既有癥結有望被疫情打破。疫情對全球貿易鏈條造成嚴重沖擊,而中土兩國抗疫有力,死亡人數低于其他國家,經濟重啟較快,這為兩國深化合作,抱團取暖提供了時間窗口。今年1-4月中土貿易增速逆勢同比錄得兩位數增長,顯示了中土經貿聯系在疫情沖擊下的韌性和廣闊空間。未來,土耳其可進一步擴大對華櫻桃、開心果、乳制品等農產品出口,加強在華旅游推廣吸引中國游客,促進兩國跨境電商等貿易新業態的發展,推動雙方貿易取得積極平衡。兩國可考慮將雙邊自貿談判納入研究和啟動進程,推動兩國經貿合作便利化、自由化。

最后,中土兩國有展開產業鏈合作的良好基礎,可考慮以“一帶一路”為抓手,提升兩國相互投資水平,推動國際產能合作和產業鏈深度融合。新冠疫情給西方國家的“口罩焦慮”、“呼吸機焦慮”使其考慮推動關鍵行業和戰略產業的供應鏈回遷本土或本國勢力范圍內,全球產業鏈將進入一輪以“國家安全”為名的布局調整期。傳統合作鏈條的打破為中土兩國潛在的產業鏈合作帶來機會。土耳其是中東北非地區最大的工業國,有良好的基礎設施,背靠歐洲、中東地區廣闊的市場,可成為中國部分產業鏈外遷的合作伙伴。雙方是天然的“一帶一路”合作伙伴,今后可在基建項目合作基礎上擴大雙方的產能合作與科研合作,共同搶抓新一輪科技革命的先手,促進兩國產業鏈的對接和整合,尤其是在5G、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等領域的合作。此外,疫情也暴露出中土兩國加強醫療衛生產業鏈合作,共同面對突發傳染病威脅的迫切性,這是兩國當前可立即著手進行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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